每年暑假，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三娘湾的北京大学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都会迎来一批批夏令营的孩子，他们和家长在三娘湾的北部湾寻找白海豚、打鱼、捉蟹，感受在三娘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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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赵一：
潘文石先生的小女儿和女婿。2009年起，夫妻二人各自从北京创办的公司中退出，在广西钦州三娘湾从事中华白海豚公益保护和生命教育工作。潘岳夫妇说：在北京办企业，虽然挣了些钱，但是和爸爸一起工作，你会发现，人还可以这么活，他生活的乐趣来源于他的事业。在广西崇左、三娘湾，我们与爸爸一起在野外工作时，被人与动物在自然中的和谐相处所感动。你在做有意义的事时，也会被周围人的热爱、情怀和温暖所包围。我们很庆幸能有这样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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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暑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三娘湾的北京大学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如往常一样迎来一批批夏令营的孩子。最后一批夏令营的十几个孩子，来自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年龄从4岁到12岁，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和家长在三娘湾的北部湾寻找白海豚、打鱼、捉蟹，了解在三娘湾人与动物、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从广西崇左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开始，潘文石教授每年寒暑假都会邀请城市里的孩子来基地，带着他们穿越繁茂的树木和灌丛，观察白头叶猴的生活。这缘于潘文石教授的“生命教育”理念——尊重热爱生命的意识，是天性中最真实的部分。要从孩子抓起，培养他们对生命的热爱，让他们感知自然的神奇与可贵。这个活动同样在三娘湾的白海豚研究基地上演。
孩子们眼中的潘文石爷爷是个有故事、会讲故事的人。只要听潘爷爷讲起故事，哪怕是跑得停不下来的小不点儿，也会放下手中的玩具，聚拢在潘爷爷身边，安静地听讲，生怕落下一个字。
潘爷爷自己的故事很“疯狂”：半生荒野，数次历险，只为了研究和保护大熊猫、白头叶猴和白海豚；在他讲的故事里，大熊猫“娇娇和虎子”、白头叶猴和白海豚“钦钦”，有自己的家庭，有情感、有信任；讲述它们出生、成长的故事，仿佛潘爷爷就生活在它们的世界里。
做生意风生水起的女儿女婿从北京来到广西三娘湾
今年夏天，潘爷爷闭门写书，潘岳夫妇成了当仁不让的营长，如今他们二人的身份都是北京大学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和生命教育中心的研究员。
来广西十几年，夫妇俩已然是当地人的模样，皮肤晒得黝黑，穿搭常年是T恤、短裤、棒球帽，脚上一双夹脚拖鞋。
闻听他们放下北京香车别墅的生活，来三娘湾全心投入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工作，来参加夏令营的人问潘岳夫妇最多的问题是：你们是怎么下决心留下来，而且还待住的呢？
曾在中关村做生意风生水起的赵一回答得简单：需要我，就留下来、就待住了。其实留下来并不容易，潮热的空气让打小在北京生、北京长的赵一很不适应，面对广西丰盛的热带水果，赵一念念不忘的还是北京大桃。
“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赵一说。
赵一1991年起在中关村创业，鲜少为钱发愁。让他没想到的是，作为生物学泰斗的岳父却一直“缺钱缺人手”，他说：“老头有时候从广西回北京开会，连带个助理的钱都出不起。”但赵一也知道，对于置办科研设备、接济学生科研经费，岳父从来出手大方。
需要钱，潘文石最先想到的资源就是家人。
“当时在广西崇左观察白《二号彩app下载注册》头叶猴需要高清摄像机，爸爸没钱买，他很犯难，就在雨中打篮球发泄。他的学生打电话给我，我一听就急了，放了狠话，跟爸爸说：您放心，我来。一听这话，老头开始加码，问我可不可以装高清摄像头，摄像机还需要人操作，摄像头就可以24小时工作了。”潘岳说。
因为要帮助安装监控，潘岳夫妇从原先一年来广西一两次看老爸，变成一月、数月多次往返。每回来广西，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一件有意义的事本身是具有感召力的。被大家称为“一哥”的赵一，还有在IT界打拼多年的潘岳朋友圈的好友，都成了设备采购安装的得力助手，朋友们知道是给潘文石教授野外监测用的，全是高配低价甚至免费，摄像头选了索尼旗舰级的；帮着找厂家拉赞助，赵一的哥儿们亲自到崇左基地现场装电线杆、布线。
赵一说：“爸爸太不容易了，那么大岁数，还在野外工作。跟他在一起，你会被他对待人和动物的行为感动。人还可以这么活。以前我觉得不做坏事，不害别人，就可以。但其实还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研究团队确实需要人，我就留了下来。”2008年，赵一最先留在了广西。
从此，赵一夫妻二人的生活重心不断向广西靠拢。渐渐地，潘岳也不想回北京了，她说，“在广西每月只花200元，吃4元一碗的米粉就感到很满足。”2013年，潘岳向合伙人提出退出所在的北京公司，正式加入爸爸的研究团队。潘岳说：“时代在变，人的性情在变，回头再看，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幸运的转身，让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方向。”
在三娘湾，每天出海研究和观察白海豚，成了潘岳夫妇和他们研究团队的日常工作。北部湾一只只中华白海豚都刻在了他们的脑子里，它们跃出海面时，潘岳夫妇可以叫得出它们的名字、说得出出生时间、数得出家庭成员。
留下来对于赵一和潘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潘岳并不讳言自己专业上的不足，“我俩都不是科班出身，赵一是学运动医学的，我们没办法把过去的时间补回来，只能跟着爸爸努力地学习。”
实际上，作为理工女，潘岳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在研究中有着独有优势，她将一线数据导入数学模型中进行物种生存力分析。“如今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种群中，可繁殖的个体数量大概在200只左右，它们还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小群体，处在灭绝漩涡的边缘。”她分析起来有理有据，“如果要在这个生态环境中保持长期稳定的种群状态，至少要拥有500只以上可繁殖的白海豚，那意味着整个种群的数量要在700只以上。根据数学模型推算，可能还要20年以上才能达到这个数量。”
将“自然庇护所”留给更多生物
与生活在城市的大多数孩子不同，潘岳的成长中对野外和生物并不陌生，“小时候，爸爸从山里回来，给妈妈带桦树皮，给我带长长短短的豪猪刺；爸爸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我也去山里和他的学生在山上疯玩；后来爸爸到崇左研究白头叶猴，又对古人类化石有了兴趣，我去看他时，发现老头为了研究古人类化石，就在喀斯特溶洞里铺个床垫睡在那里，我是又心疼又羡慕。人老了还能像他那样有一件可‘玩’的事多好呀。”潘岳笑言。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与大自然的接触太少，潘文石教授在崇左提出“生命教育”理念，希望孩子通过走进大自然，了解自然界生命的故事，懂得大自然的智慧，意识到呵护生命的重要性。
潘教授常说：从事保护工作这么多年，我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人类不能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应该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
潘岳与北京的朋友聊起“生命教育”理念时，发现不少妈妈都很喜欢“生命教育”这个主题，于是她们带领孩子成了这个项目最初的参与者。
潘岳说，现在社会生活中过于强调竞争，却没有强调相互依赖、滋养的关系。在大自然中，生存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保护我，我帮助你。人需要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懂得人与自然共生的道理。
如今，赵一说起白头叶猴头头是道：白头叶猴生活在岩壁上，就是与其他动物妥协的结果。争不过，就住在岩壁上；抢不过，就吃树叶，这种妥协反倒是让他生存了下来。大自然中，动物生存的智慧比比皆是。
潘文石教授在长期的生态研究中提出了“自然庇护所”的概念。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海拔1300米以上雪线留给野生大熊猫，没有人为的生态破坏，大熊猫就可以依靠自身繁殖生存；而在崇左，只要人们放弃炸山取石，砍伐森林，白头叶猴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自然天地。
赵一说：“今天的钦州三礅路就是大自然给海洋生物与现代工业划出的红线，很感谢钦州当地政府，听了爸爸的建议，将要上马的造船厂西迁，还白海豚一片自然生长的大海。”
潘岳希望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只要将“自然庇护所”留给生物，中华白海豚、白头叶猴和野生大熊猫一样，它们并不是自然选择的弱者，反而是强者，具备极其优越的适应能力。要相信大自然的能力，相信生命生存的潜力。“只要解决人类与野生动物生存边界的问题与矛盾，人与自然就能和谐共生。”
“现在三娘湾白海豚研究和生命教育中心是纯公益组织，营员活动带来的收益可以部分支撑科研工作，比化缘强。”潘岳笑着说。
研究团队中有一群“渔民哥哥”
暑期夏令营活动中，最让小营员兴奋的环节就是出海寻找白海豚，海上天气阴晴不定，驶出大海不一会儿，天降暴雨，浪也高了起来，迎着风雨，孩子们抹着脸上的雨水，仍在搜索着海中白海豚的身影。家长们颇为诧异：孩子们来到这里经风雨变得皮实了。
带孩子们出海的是当地渔民，也是三娘湾研究团队的主力阵容-林三哥、苏六哥、林六哥、杰哥。杰哥-林巍杰是林三哥的儿子，夏令营的孩子们这边叫杰哥，那边又甜甜地呼起林三哥，大家都笑着说：辈分全乱了。
杰哥从桂林理工大学毕业，毕业实习来到这里。杰哥很腼腆，他说：这里人都很好，像一家人。他与“一哥”赵一他们一起研究白海豚，看到白海豚驮着小海豚，小海豚永远游在妈妈身边，十分感动。他说，“海豚太可爱了！我们没有理由伤害它们。”
杰哥是团队的飞手，每次出海天气好时，他就用无人机观测白海豚，采集科研数据。
杰哥的爸爸林三哥加入团队已经10多年了，是观察白海豚的一把好手，他发现白海豚全凭经验：比如水深、海浪、鱼的多少、海水的漩涡(因为海豚会在水下游)等作出判断。出海时，杨三哥说有海豚，基本上十拿九稳。
这些渔民哥哥在年近50岁时，学着拿起了笔、端起了相机。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出海观测到海豚后，拍照、录像、定位、测水温、取水样、测风向等。
61岁的杨六哥与团队结缘，始于2004年。一天，潘文石教授团队敲他家的门，要开水泡方便面。“我说来吃饭吧，家里就我跟我老伴，就是添双碗筷的事情。”后来那些年，潘教授团队就住在杨六哥家楼上。杨六哥说，“我们负责召集船带团队出海，为了让科研团队多观察海豚，我们想办法让他们坐一条船出海，回来时换一条船，这样他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做海上记录了。他们回来后，就在我们家的二楼吃方便面。”
杨六哥出身于当地造船世家，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做水桶，高中毕业后开始学造船，一年后就能独立造船了。跟打鱼相比，造船没那么辛苦，收入也比较高。
加入白海豚保护和研究团队，意味着这些渔民“哥哥”的收入锐减，出海打鱼或者出外打工，一年有一二十万元的收入，而在这里每月只有2000元。而他们朴实、黑得油亮的脸上展现出加入一项事业的自豪感，
杨六哥说：“生活够用就行了，我们还有开民宿或者小卖部的收入。人家潘教授一家从北京来这里保护白海豚，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保护，潘教授他们来这里保护白海豚后，旅游也发展起来了，游客们都是冲着白海豚来的，大家感受到了保护带来的好处。现在三娘湾人有一个共识，我们保护好这片大海，就是保护了中华白海豚。”
以前渔民们称白海豚为“鬼鱼、摆风鱼”，在他们眼中，白海豚的出现意味着海上会有风浪出现。刚开始潘岳夫妇出海研究白海豚，渔民们打趣说：你们一整天出海，好像油倒海里也不挣钱，我们加满油，出海转一圈，打上鱼，就能挣钱。
赵一说，后来渔民们看到我们做事的决心和态度，看到保护白海豚后，他们的生活因此一点点变好，这些都影响着他们自觉参与到保护白海豚的行动中。
潘文石教授在三娘湾很有威信。现在如果有人拉拖网电鱼就会有人举报制止；以前垃圾成山的现象也得到了改善。他们知道，那些是潘文石教授不希望看到的。
孩子们也爱听渔民“哥哥”们与海豚的故事。杨六哥说，有一次，有两只海豚跟另一群海豚打架，游到我们的船边来求助。“海豚可通人性，每当我们的船过来，它们都游得很近，知道我们是保护它们的。”
林三哥说起救白海豚的故事绘声绘色，“一只白海豚被渔网缠住了尾巴，我就拖开渔网将它割断，白海豚成功获救”，“我们还帮助过一只被搁浅的宽吻海豚，我们将它放回大海时，它依依不舍，不愿离去”。
每次到了夏令营结束时的分享环节，无论年龄大小，孩子们说得最多的是要保护大自然，还动物们自由生长的空间。
而渔民“哥哥”们与孩子们告别时会说：好好读书，当个科学家，再回来支持潘教授、支持“一哥”和岳姐，支持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