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5.6.16总第119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4年4月20日，陕西宝鸡，有甲骨出土。当天，考古队员用手铲在探方中清理遗迹，新的土层中露出了骨头。在这座三千年前的特大城市中，骨头并不罕见，兽类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和食物来源。但经验丰富的技师李宏斌看出异样，捡起一片兽骨，用手指抹去表层泥土后，惊呼起来：有字！
周原赫赫有名，是周人发迹的岐邑所在，西周第一个都城，在小说《封神演义》中被商人称为西岐，为西伯侯姬昌的领地。这里的先民，生活在商朝至西周年间，商王朝的甲骨文，也流传到了此地。几十年来，周原地域内已经出土了一万多枚甲骨，数量仅次于殷墟。
连续几个月，周原遗址陆续都有甲骨出土。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洗它们，用软毛刷拂去泥土。晚上，在考古队驻地，他们聚在灯下，用电子显微镜第一时间欣赏最新发现的刻字甲骨。
有些甲骨略显特殊，比如将刻字特意涂成朱红色或黑色，考古队员便不敢贸然清理，而是集中送到考古院的实验室里保护起来。很多字需要专业的古文字学者辨认，有一天，他们将两个甲骨刻字的照片发给北京大学古文字学专家，专家读出了这两个字：秦人。
这是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现“秦人”两字。这或许意味着早在西周年间，秦人作为一个族裔，已经活跃在关中平原，与周人已有交集。
2025年4月，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周原遗址第三次入选“十大”。甲骨只是获评理由中的一个。新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寻寻觅觅，史书中的岐邑和西周都城，终于被找到了。
西周最宏伟的城
6月初，关中平原麦子熟了。农民将麦粒铺在水泥路上曝晒，一直铺到岐山县周原博物馆的门口。这是一座坐落在村里的博物馆，展厅就是其中一间平房，陈列着从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考古队驻地在相邻的院子里。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宋江宁最近正驻扎在此，他从2000年起一直参与周原考古。宋江宁是陕西临潼人，其家乡是秦兵马俑所在地。“我是秦人，”他打趣道，“也算周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周人的祖先和老家。
村中公路的一侧，蟠桃林包围中，黄土地被掘开，挖下五六米的深坑。前不久，考古队员刚在这里清理出一座周代墓葬，出土了6件青铜器。这是一个意外发现，他们的目的本不在此。这片地区曾经是一处城墙的拐角，他们正在以这个墙角为标本，仔细研究这座城市。
宋江宁站在一片明显有色差的土地上，地面被考古手铲刮得平整如砖面，在烈日之下烤得十分坚硬。“这就是当时宫城的城墙。你看这些竖的和横的道道，就像今天砌砖也会有缝，这些道道就是当时夯筑时的缝隙。这么大的城墙，是一块块夯筑在一起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测每一个夯筑的板块，约有一米多宽、两三米长，整个城墙厚度约7.5米。
城墙是近五年来周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过城墙的线索，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继续发掘。近五年来，考古人员专注于找城墙，终于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城墙遗迹，可以围合成完整的城。
而且，还不止一座城。宫城之外，还嵌套着一座小城，小城之外又套着大城。小城和宫城始建于西周早期，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垣在西周晚期时共存。大城东西长约2.7公里，南北宽约1.8公里，形状规整，面积约520万平方米。一座西周巨城呼之欲出。
“这是同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址，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种建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城外还有广阔的遗址分布，到西周晚期时一共达33平方公里，足以说明此地人口兴旺，城市繁盛。
找城，是考古的一项绝技，可以解决关键问题。
“总量很壮观，但是没有重点。”宋江宁指着一张图片说，“这就是我们2020年之前的情况。”图片上是周原的遗迹分布状况，密密麻麻地布满几十年来发现的遗迹，填满了这片山前冲积扇，有细节，没轮廓。而三重城垣，以及近年发现的水系网络，则画出线和框，那些遗迹便在城垣内外各安其位。
在此之前，周原考古已经成果显赫。周原遗址已探明100多座单体夯土建筑遗迹，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周原出土的万余片甲骨，数量仅次于殷墟。周原也是全国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之一，总数达700多件，宝鸡因此有“中国青铜器之乡”之称。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史墙盘、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铭文闻名于世。
周原最知名的建筑遗存之一，是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这座基址发现于1976年，是凤雏村生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的线索。整座建筑1469平方米，像一套标准四合院。尤为石破天惊的是，在西厢房的窖穴内，出土了超过1.7万片甲骨，其中282片上有刻辞。这是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的一次甲骨发现。
这座两进的“四合院”是周王的宫殿吗？也有人大胆地将其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称其为“文王大宅”，认为是周文王姬昌的宅院。随后几十年，凤雏村又相继发掘了8处大型建筑基址，形成恢宏的高等级建筑群，最大的一处达2180平方米。这些建筑是什么身份？究竟是王的居所，还是贵族宅院，抑或是宫殿、宗庙？
事实如今可以看得更清楚。凤雏建筑群正好坐落在宫城之内，毋庸置疑，这些就是西周时期周原最高等级建筑。种建荣说，以前对于凤雏建筑群的说法五花八门，因为西周建筑发现得少，而且不了解建筑周边环境，很难认定其性质。如今确认它们在宫城中的位置，应该属于王室。
“纲举目张。整个发掘都是主动的、有目的、有规划。”种建荣说，三重城垣的确定，为此前一系列零星发现提供了解谜线索。一幅宏大图景的轮廓逐渐清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寻找城址。“不管是良渚、凌家滩，还是近年西周琉璃河燕侯遗址，都是找到了城址。通过城的揭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发展水平。”他认为，在周原找到城，是文明探源工程经验的成功应用。
“周原的新发现，是西周考古近百年来最重大的发现。”王巍说。
出走与归来
距离去年4月初次发现刻辞甲骨，直到今天，这一轮周原考古中仍陆续有甲骨出土，有新的文字出现。截至今年上半年，已经出土卜甲、卜骨残片300余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6字。
甲骨出土地，位于宫城南墙外的壕沟里。种建荣说，这些甲骨应该是出自宫城，当时是当作垃圾倾倒在壕沟里。甲骨的卜辞中，多次出现与“王”有关的记述，如“王呼并召……”“壬子王其兽(狩)……”，虽然只有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但已能读解出关于周代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西周社会各方面内容。
第一次在这里识别出刻辞甲骨的技师李宏斌，早在20年前就曾亲自发掘过甲骨。那是在2004年的岐山县周公庙遗址。前一年野外考古调查时，在一个废弃的水渠里，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徐天进偶然拾起了一个小骨片，用手一擦，竟然有刻字。2004年春天，考古队顺藤摸瓜，在水渠边找到了埋藏着密密麻麻甲骨的坑。周公庙甲骨上一共辨认出近2600字，“周公”的名字频繁出现。
西周甲骨一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发现。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甲骨窖穴，其次是周公庙，然后就是这次周原宫城壕沟的甲骨。
在周公庙甲骨坑附近的野枣林里，考古队还发现了22座大墓，其中有10座的规格都超过西周诸侯国国君。学者判断，这里是周公的采邑，即周王赐给卿大夫世禄的田地。这些大墓应该是周公家族墓。周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又率兵镇压了殷商遗民的叛乱，功勋卓著，地位尊崇。
周公庙遗址并不在狭义的周原遗址内，而是在周原遗址以西30公里。实际上，那是一段迷茫找出路的岁月。
世纪之交，周原考古陷入瓶颈。种建荣就是那时开始参与周原考古的，他回忆当时，始终没有找到强有力的都城实证，发现的青铜器窖藏也大都属于异姓贵族，王器极少。因此考古学界产生了怀疑的声音：陆续发掘了几十年的周原遗址，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周原”是一个历史地名，今天已经不再使用。能够与历史记载印证的地名，几乎都与“岐”有关。《诗经》记载周人在“岐下”建城，今天宝鸡依然有岐山县、岐阳堡等地名。而这些地名是否就是古籍中的“岐下”？更精确的位置何在？历史中的周原，指的又是哪里？广义4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周原”和狭义30多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中，周人生活的那个周原，具体何在？这些问题，只能在地表之下寻找答案。
每年，考古队在钻探后选定一片区域，给农民青苗补偿费，然后翻开土地，精细地掘地三尺。发掘之后回填，还给农民继续种地。就这样，一尺一丈地在地下搜寻。
那时，考古学者们决定跳出来，离开这些麦地和果园。“站在房子里，你看不出来我是在北京还是西安。你只有走出来，如果看到秦岭，那就在西安；看到燕山，就知道是北京。所以我们要走出周原看周原。”种建荣说。
从2003年开始，考古队一直围绕周原遗址打转，大面积调查关中平原西部的“大周原”后，重磅发现陆续揭开：在周公庙以西10公里的凤翔县水沟遗址，发现了周长4000余米的城墙，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蒋家庙也发现了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周城，周公庙之西又有铸铜作坊现身……更宏大的周文化图景逐渐浮现。
然而，最核心的都邑，依然没有现身。兜兜转转七八年，所有新发现的遗址，都比不上周原的规模。
2011年，一座诸侯国君级别的姚家墓地在勘探中偶然出现。姚家墓地的位置，在周原的东部边缘。这个契机将考古队重新拉回周原，考古队决定重返周原。此时，考古队对周原重新燃起信心。而考古学界的思路也已经转变，着眼于整体社会面貌的聚落考古方法，在越来越多的大遗址中得到运用，周原考古的思路也明确下来：寻找大体量的线性遗迹，“第一找壕沟，第二找道路，第三找城墙，第四找重要建筑”。
突破性发现在2020年前后出现，线索来自水系。考古人员发现，周原的王家沟突然不自然地折了个近90度的转角，并且可以与西周的沟渠遗址相连，围合成长方形。从地图上看，这个方形似乎有城的模样。2020年至2021年的考古发掘证实，这确实是一座约175万平方米的城址。
未及庆祝，考古队又向外探索，果然又发现了面积达52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城。最后一个突破发生在2023年，考古队在小城内的北部，找到了面积50万平方米的宫城，正是凤雏高等级建筑群的所在。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夏商周考古专家雷兴山说，虽然学界认为周原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是都邑，但一直未得到确认。甚至周原考古队内部也曾怀疑该地不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不是周人灭商前的都邑。三座城址的发现，摸清了周原遗址的格局，更确认了它是西周王朝的都邑，堪称里程碑式的大发现。
2024年冬天，全国商周考古专家齐聚周原，召开专家咨询会。那天阳光明媚，种建荣带着专家来到宫城南门遗址。这处宫门已经被完整揭开面纱，进深约55米，有前后两道城门，门道路面铺着石子，多道车辙清晰可见。这是西周考古中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城门。至今，地面上还存有一米多高的夯土城墙。
走到这里，种建荣突然有些激动，他招呼专家们在城门遗址前合影。“去年刚上映了《封神》电影，咱们在这儿合个影，就是‘封神’了。”他大声说道，“这就是西岐城！”
从1942年历史学家石璋如在岐山脚下调查周原，到如今终于确认西岐城，考古学者们在迷雾中探索了80余年。
流传两千年的讹误？
周原的三重城垣发现后，一个史书中流传两千多年的说法受到动摇。新的考古证据，使得《史记》以来的一个定说被重新审视。
周人原本世居于豳(bīn)，在今天宝鸡东北的陕西旬邑附近，此地距离北方戎狄较近，时常遭受侵扰，周人首领古公亶父便带领族裔离开故土，南下到关中平原西部，在岐山之下定居。《诗经·大雅·绵》记载了这段历史：“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就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场史诗级事件：古公亶父迁岐。周人的周原时代，由此开启。
根据《诗经》的记述，正是在这里，古公亶父开始酝酿“翦商”：“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他的孙子周文王正式称王，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各土著族群和商人势力，建立起周人的区域性霸权。随后逐渐东进，进攻了晋南的一些小国，距离商朝都城已经不远。文王去世前不久，在关中平原中心的沣水西岸建立丰京，作为新的都城，将势力从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东移。
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这三代是周原的先周时代。文王之子武王姬发继承了翦商大业，并在沣水东岸建立镐京。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领的西土联盟，战胜了商纣王的军队，商朝灭亡。但周武王并没有在商都取而代之，而是返回丰镐，两年后在此辞世。
因此，丰镐与岐邑在西周时并立。而在传世文献中，西周正宗的都城只有一个，名为“宗周”。两千余年来，文献都将宗周指认为丰镐。但现代考古学兴起后，另一种不同观点浮现出来：宗周在周原。考古学家陈梦家便曾提出过这个论断，但并未受到重视。
周天子到底居住在哪里？在中国历史中，没有哪个朝代的都城问题会如此模糊不清。
周原的新发现，使得宗周是周原的论断被重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曹大志撰文指出，宗周就是周原，而镐京在武王以后的时代便不再作为都城。从战国末年起，人们便将丰镐误认为宗周，后来被司马迁在《史记》中沿用，导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两千多年。
“现在看来，宗周应该是周原。”种建荣说，丰镐更有可能作为桥头堡、前哨阵地、指挥所而存在，为了进一步向中原挺进。
曹大志比较了周原与丰镐的规模，不论是遗址面积、建筑规模，还是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和等级，丰镐都不如周原。丰镐加起来约17.8平方公里，约为周原遗址的一半，目前尚未发现西周城址，即便未来有发现，也不太可能容纳超过周原大城规模的城址。“周原的各类遗存都比丰镐丰富，背后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贵族官僚、更多的财富。”
他认为，考古证据显示，丰镐在西周早期的地位比较重要，中期以后严重衰落。而周原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在西周绝大部分时间内，周原的地位始终重于丰镐。武王去世后，继位的成王便返回周原居住，近年考古发现的周原小城，兴建于西周早期，或许正对应着这个时期。
西周建立后，周公奉命在洛阳营建新城，称为“成周”。作为中原核心地带的城址，成周有助于周人统治东部。周成王时期迁往成周，“定鼎中原”的典故由此而来。至此，西部的宗周和东部的成周，成为西周的两大统治中心，位于中间的丰镐逐渐失去地理上的作用。
种建荣倾向于认为，在整个西周，周原始终是最重要的都城。“西周诸侯在外面有封国，在京畿有采邑，在首都还有住所。当时周原居住着各种姓氏的贵族，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可以有效地管理这些贵族和整个国家。”
即便“宗周”的坐标仍有探讨空间，“岐邑”的所在基本已经得到确证。王家嘴一号建筑这座先周时期最大的建筑基址，被认为是先周时的一座宫殿。多重证据支持着这个论断，其中之一是“美阳”。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周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意味着后世的美阳就是先周岐邑所在。近年来，考古队在周原遗址王家嘴区域发现了30多万平方米的战国遗址，出土陶器中，多次出现“美阳”两字陶文。王家嘴区域就在战国和汉代的美阳，也就是古代岐邑，再添一重证据。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进一步确证了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种建荣说。
由此也能还原出周原城址的变迁过程。王家嘴建筑区域在西周三重城垣之外的西南部，最初，这个三面环沟的小型地理单元，就是古公亶父定居的岐邑，后世人口扩张，才迁往三重城垣所在的更广阔的地带。
今天，站在王家嘴的土地上，便站在了《诗经》清新醇美的文字之中。《诗经》如此描写周人初次所见的周原：“周原膴膴(wǔ)，堇荼如饴。”土地肥沃，苦菜都是甜的，一幅洒满阳光的画面。在周人的心中，周原是一片理想家园，这最初的家园，便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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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座新发现的西周城址。6月初，考古队在烈日下解剖着宫城的西北角。“这里是宫城北墙和西墙相接的拐角，西墙的西侧还发现了石子路、陶水管等复杂的遗迹，信息比较丰富。”周原考古队队员闫永强说。
种建荣感慨，虽然有了很多新发现，但新的问题比新的发现更多。“举个例子，比如城门，《诗经》记载岐邑的城门：‘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那到底皋门、应门是什么形制？希望后面的发掘能够搞清楚。”他说。
这座目前被命名为宫城的城址，并非后世所定义的宫城，这里并不是独属于王的世界。宋江宁说，宫城内部的居民组成复杂，不同姓氏的贵族都居住在这里，甚至商代的遗民，数百年里在西周宫城也占据一席之地。在明显属于商人的墓葬里，出土了商朝崇尚而被周朝节制的酒器。更为戏剧性的是，他们的墓葬里还出土了殉葬的动物，以及人牲的骸骨。
以人祭殉葬，是商代最为后世惊诧的风俗之一。这种残暴血腥的祭礼，折射出商人是一个崇尚暴力和威权的族群。而周人则举起德政的大旗改朝换代，他们崇尚和平，尊崇联盟。可就在西周都城的核心地带，他们却允许商人延续人殉的风俗，这是为何？或许正是因为周人崇尚多元，尊重各种族裔的文化，所以并不干涉商人后裔的行为。
为什么偏于西陲的“小邦周”，能灭掉中土的“大邑商”？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在建立王朝之初，周人自己也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也建立一种正统性。《尚书》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他们最后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天理让他们继承大统，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德行败坏，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诗经·大雅·荡》记下了振聋发聩的警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在改朝换代之后，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也必须设计出一套有别于商王朝的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历史学家许倬云解释，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举措：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敬天保民的思想，也随之进入周人的文化之中。
今天，在岐山县周原博物馆展厅的入口处，陈列着凤雏甲组基址的复原模型。这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门前有照壁，两侧有厢房，与后世合院建筑神似。而近年发现的先周时期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其建筑结构与凤雏甲组建筑也十分相似，但年代更久远。
比较这两座三千多年前的建筑，宋江宁总结：“中华文化到西周时期‘定稿’了。”建筑只是一个表征，他认为，西周文化更重要的奠基意义，是“礼乐大成”。
与商王朝相比，周朝仿佛进入另一个文明的次元。几百年后，东周鲁国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个礼乐昌明、政通人和的时代，正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后世，“周制”留下一个令人怀想的政体模式。周人更加娴熟地使用起语言和文字，系统地撰写历史、以诗言志，他们留下的故事和诗歌，至今仍不难读解。及至东周，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熔岩喷发，达到令人困惑的高度。
“无论从礼乐文化，还是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周文化某种意义上都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说。而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许倬云认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他总结：“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
这一切的肇始之地，就在周原这片平原之上。更多的谜团仍然有赖于未来揭开，比如令人期待的西周王陵、大墓，以及三重城垣中西周先民的生活图景。“二里头、殷墟、周原这样的大遗址，都是重要的文化地标，也是重要的文明现场。”种建荣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