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为何能够传承千年而始终统一？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当下，强化国家统一的理念和价值为什么格外重要？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关凯教授。
道中华：中华文明经数千年始终保持统一，这种统一性意味着什么？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有哪些体现？
关凯：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持续演进至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其连续性和统一性，原因之一在于作为文明依托的政治体系一直存在，这就是非常“早熟”的“天下”政治体系。
纵观中华文明体系内的历代王朝，其共同点在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的高度一致性，都是以精耕农业社会为中心，从中心不断向外扩散，周边民族受到吸引而不是受到征服，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方面。这种吸引并不是刻意的学习和模仿，而是某种“无意识”的文化获得，包括宇宙观、价值观、历史观、权力观等，即使非农业社会也被吸引到这个体系之内。
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一直在造就这种深刻的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不断出现与消失，如“五胡”、契丹、女真等，这些历史上的群体大多融入今日所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可见，今日的“民族”分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知识。在“天下一家”的前现代，“有教无类”才是中华文明本色。
道中华：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这在世界古老文明中独树一帜，形成这一突出特性的原因是什么？
关凯：首先，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文明的地理区域相对封闭，北向大漠，南抵热带雨林，东临大海，西部为崇山峻岭。最早唯西部有对外通道，自汉代起中央王朝开始经营西域，但并无“北域”“南域”或“东域”之说。前现代时期，在这个地理空间之内，不同人群与社会持续互动自成一体。比如，自渤海起，东北地区屡有强盛政权兴起，但无论辽金还是清，其政治追求始终都是南向逐鹿中原。
其次，天下观作为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政治哲学对文明的统一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文明的“天下观”是一个融会贯通政治秩序、经济体系、社会形态与观念系统的整体性体系，统一而不分裂是常态。即使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政权也都各自追求以自身为主体的天下一统。
中华文明的“天下观”被确定下来的时间很早，在先秦“轴心时代”既已定型。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根基深厚，文明体系内多元一体的人口集团世代生息繁衍，这种统一性文明基因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中华文明以天下观构造出一个“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整体秩序，其核心就在于政治一统。“亡国不亡天下”，失去“天道”“天命”的王朝会被更新替代，但“大一统”秩序始终存在。这种秩序在农业时代达到一种惊人的稳定形态，直到西方现代性生成之前，从未受到过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挑战。
再次，中华文明自身的特点包含很多有利于“大一统”的要素。比较典型的就是汉字。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相比，不受各种方言发音不同的约束，其影响覆盖整个东亚地区。
十六世纪以来，全球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影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只有少数非西方国家例外，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没有全面成为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不仅使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没有中断，也使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他者”对照之下，更深地强化了自身的特性与一体性。
面对现代性的压力，中华文明实现了自身的文明更新，兼容了现代性，焕发出新生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预示着中华文明将对未来人类发展继续做出独特的贡献。
道中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关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种历史生成之物，而非人为构造。从“五胡入华”到“衣冠南渡”，人口融合与文化传播片刻未息。中华民族人口混合之深，被如今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所证实。
历史证明，在现代国家出现以前，中华文明早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天下体系”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从“天下”视角来看，秉承了中华文明文脉与法统的“天下子民”其意义要远大于西《网上真钱官方》方所谓的单一族群。
“大一统”的政治正统观否定了任何分裂与割据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政”意味着允执厥中的“正”，因此中原大地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由此，古代中华大地上演绎的“民族关系”，无论是政治上的大一统还是割据竞争，还是社会层面的“胡汉一家”还是“驱除胡虏”，以全球眼光来看，都具有内部性。当西方殖民力量到达太平洋西海岸之后，这种内部性尤其得以彰显。
此外，中华民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认识到“和”比“同”更可取，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比孔子更早，西周太史伯阳父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命题，把多元共存的关系命题上升到了生生不息的存在论层面。“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的哲学思想表明，多元之间的“关系”是每个单一“个体”得以存在并且富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这与单边征服式的“同化观”非常不同。
各民族在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上皆贡献卓著。仅就大一统王朝而言，历史上疆域最大的三个王朝，唐、元、清的统治者皆有非汉血统。唐朝李氏皇族有鲜卑血统，更是继承了鲜卑北魏孝文帝改革土地制度的政治成果，得以开创一代恢弘盛世。与继承蒙古大可汗之位相比，忽必烈宁可优先做元朝皇帝，开疆辟土，开元建省，在中国历史留下浓重一笔。雍正自认满洲为“夷”，乾隆却自认为“华”，“华夷之辩”瞬间成为“华夷之变”，可见“华”本就是“夷夏互变”的产物。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社会一盘散沙的基础上创立新中国。新中国选择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统一国家内部创立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以协调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统一。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转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是内化了天下观和世界主义视野的中华民族，其涵义与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大不相同。
道中华：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当下，强化国家统一的理念和价值为什么格外重要？
关凯：“民族—国家”体制并非中华文明内生的制度，中国习得这个制度的过程，不仅需要转换政治制度，还需要调适社会观念、价值规范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民国之初，随着清帝逊位，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骤然沉寂，代之以“五族共和”的温和立场，因为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来自于人民。1950年，毛泽东为即将出发赴西南民族地区访问的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是一句朴素而真挚的号召，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崇高理想。新中国终于使理想成为现实。
冷战结束之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根本现实并未改变。进入21世纪，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给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带来巨大安全威胁，也使中华民族开始面临一种新的潜在的共同体意识危机。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场全球格局之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历史视角出发，这个变局之所以如此之“大”，在于当下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将决定共同体的未来。变局之中，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之一。但也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迎来了从自在自觉的民族觉醒到自强自信的民族复兴的伟大飞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机遇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明确了如何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即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明确了如何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即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明确了如何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明确了如何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即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才有璀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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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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