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30日电 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作者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1978年至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速高达9.1%。但如果将观察侧重点放到近期中国经济形势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变，可以发现，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5%至6%的增长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常态。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在房地产和大基建的投资周期接近尾声、人口和劳动力红利消退、中国制造成本优势降低，传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式微之际，引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又是什么？
中国工业化的故事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保持非常高的水平，合在一起解释了中国长达40多年GDP年均9%以上的增速。
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了很高增速。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表现出色，一直保持在4%左右，其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不难理解，1980年至2009年，中国实现了双位数的经济增长，至201《亚搏app下载软件安装》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
其中，“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值得关注。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
政府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金融资源配置等，聚焦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nodal industry)。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和放大，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对总体经济产生倍数效应。梳理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7亿个市场主体的出现。
作为一种增长模式，“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中国获得极大成功有其原因。
首先，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引领的重点投资领域，很多属于完成工业化必须投资的基础领域，例如，铁路、公路、产业园区、通信网络等。这类投资的社会回报一般远大于资本回报，如果完全由竞争性的市场主导，可能会面临投资不足。
第二，改革开放极大激发了中国经济自下向上的活力，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大量市场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经济运行注入了活力，市场也逐渐成为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机制。政府和市场联合发力，大量资源配置到重点投资领域及其上、下游领域，内生推动了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演进，催生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节点行业。制造业、高速公路、通信、高铁以及1998年开启房改后的房地产行业等，先后成为中国经济中的节点行业。这些支撑国民经济的节点行业或节点领域，不仅保持了投资强度，使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速，还带动了上、下游大量投资机会的出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全要素生产率的“秘密”
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这一增速同期贡献了近40%的GDP增长。然而，在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从工业化阶段的年均4%逐渐下降至2%以下；同期中国的GDP增速也从改革开放最初30年的双位数下滑到新冠疫情前的6%左右。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传统观点认为，在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至2%以内后，长期增长率约只在3%至4%之间，中国将面临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产率增长挑战。
那么，中国是否能实现一种新的可能性：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依然能找到一系列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在未来十几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实现5%左右的中长期GDP增速，至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的翻番(相较于2020年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一个经济体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转型必然发生的一个规律。完成工业化之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概无例外都经历了这一阶段。统计数据显示，近40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已下降至1%左右，近10年甚至不到0.7%。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最终驱动。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五大动能依然存在
分析后可以得出，推动中国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动能实实在在存在。
首先，中国仍然拥有“再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生产率增长空间。中国叙事里的“再工业化”与美国解决生产率增长不足所采取的“再工业化”不同：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恢复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弥补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大潮”所带来的经济“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而中国的“再工业化”，更多指的是“产业的数智化转型”，通过5G/6G、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驱动产业变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投资，即实现再工业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础设施。“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与产业变革以及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除此之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急需继续投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等。这些领域不仅投资规模可观，且如能通过市场化吸引民营资本，可以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大国工业。中国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制造业的GDP占比达27%，远超美国的11%。未来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需维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开阔空间。
第四，改革开放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并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间，从而推动生产率进一步增长。
第五，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如果将全球实现碳中和所需的131万亿美元投资等比例分配，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的投资规模约在270万亿元至3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未来30年每年投资8%左右的GDP。这样的投资强度不仅可以抵消传统节点行业(如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将通过产业和技术变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的巨大空间。一个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完)
受访者简介：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