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进入上行周期，今年部分品种价格更是同比翻倍，甚至翻10倍。中药材价格的异常波动引发广泛关注。
河南许昌禹州市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在当地中药材集散市场可以买全国、卖全国。禹州药业商会会长贾少伟告诉记者，以往十元八元的甘草现在涨到几十元，过去不同年份药材价格互有涨跌，但在近3年里持续上涨。涨价幅度高、延续时间长是这次中药材涨价的主要特点。
存在资金炒作因素
据了解，当前中药材价格普遍上涨，但涨幅最大的还是当归、黄芪、甘草等几种常见的中药材。“西洋参今年跟去年相比涨了七八十元，生意总体一般。”售卖名贵药材的商户魏攀禹说。
禹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程书年表示，造成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非正常”因素。
程书年认为，药材价格上涨，部《游戏比赛彩票》分原因是市场正常的供需变化。一方面，随着中药知识的普及，人们的养生意识增强，不少单位和个人通过购买中药材制作养生保健产品，市场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国家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农残、重金属之类的检测标准不断规范，中药种植成本有所上升。“比如酸枣仁等小品种药材，产量少，市场需求的波动会对价格造成扰动，这样的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程书年说。
另一部分则是非正常因素。“此次涨价的非正常因素主要是炒作资金的进入。”贾少伟认为，这种炒作是提前布局好的，虽然传统经营模式中就存在囤积现象，但这3年涨价严重，炒家进入中药市场囤积居奇是主要原因。
受炒作资金影响的药材有一个共同特点——产地集中。贾少伟以猫爪草为例进行解释，猫爪草主产于河南淮滨一带，别的地方产量非常小。炒作资金从产地购买囤货后，便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中药材定价。而产地较为分散的中药材品种，则不易形成垄断。
各方利益受损
中午时分，在禹州陇西大货店门前，药商连亚栋正忙着给消费者称量药材。连亚栋来这个市场已有8年，平常就在店里负责销售药材，在记者采访的十几分钟内，有几位顾客陆续进出店铺。“来店里的散户和批发商都有，但主要还是批发商，不过最近批发商要的量没以前多了。”连亚栋说。
当问起药材价格上涨对生意的影响时，连亚栋连连摇头：“价格上涨对俺没啥好处。就是刚涨起来的一段时间会多少挣一点吧，此后店里进货成本高了，销量少了，利润也低了。”
近期，药商李骄阳像往常一样帮客户拿货，但拿货的量却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二。他告诉记者：“往常给药店配送都是一次十斤八斤，现在一斤一斤地要。”中药经销商在高价的药材面前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减少进货量来控制成本开支，同时等待药价的回落。就像连亚栋所说，“这没办法，俺掌控不住它涨价，也掌控不住它降价，只能说以前一样货能买1吨的钱，现在一样货只能买二三百斤”。
虽然大幅涨价集中在个别中药材，但整个中药材市场都受到了影响。在红色招牌居多的市场上，卉丰花茶的蓝色招牌格外显眼，不过这里的生意却比较冷清。药商李晓阳卖中药花茶9年了，按照“高三年、低三年、不高不低又三年”的说法，他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价格周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晓阳表示：“最近尽管有些药材降价了，但生意还是不如往年。受中药高价的刺激，现在的货周转都不快，相应库存也没那么多。够卖就行，卖完再买。”
对于药农来说，短期没有经济损失，但从长期看，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了市场正常调节机制，最终种植户会面临更大风险。
贾少伟分析，一方面，在没涨价的时候，种植户的中药材已经被囤货的炒家买走，种植户在其中没有多少获利。另一方面，种植业有跟风心理，看到涨价了明年药农就会多种高价药材，市场供应增加了，价格下跌就会赔钱。
中药材价格上涨对药企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生产成本增加，但部分药品在销售端价格涨幅受限，药品生产企业也面临亏损的风险。位于禹州的华夏药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强告诉记者：“在中药材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也只能通过减少进货量来减少亏损。”
多举措稳定价格
面对多种因素引起的药材价格上涨，应当如何应对？相关专家给出了建议。
针对中药材的“非正常”涨价现象，一方面，有关部门应积极出台有效举措，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约束引导中药材行业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药材主要产地与大型医药公司应积极作为，探索建立大宗常用中药材储备机制，对冲市场波动风险，做好中药材的战略储备。
药农是中药材的生产者，也是中药材产量的直接决定者。只有保障了药农的权益，才有望维持中草药行业的良性发展。专家表示，应鼓励种植户扩大中草药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摆脱目前相对粗放的格局。同时，国家层面可探索搭建数据平台，通过收集分析大宗药材主产地种植成本、市场需求等相关数据，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息，引导药农合理规划种植面积，避免供需变化引起价格大起大落。
此外，程书年还建议，加强对药农利益的保障应当从普及种植保险入手，解决药农对购买保险的抵触心理。“目前已经有保险公司针对中药材种植推出了相关保险产品，但部分药农一听要交钱，就担心一旦没有灾害保费就白交了。”程书年认为，有关部门应当研究种植户的心理特点，从合适的角度加强对种植户的宣传，提高药农的保险意识。同时，应当优化当前的险种设计，切实保障药农权益。
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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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谦 【编辑:张五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