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陈靖《澳洲10计划稳定免费》
那些年扎堆进金融圈的年轻人，现在正意欲挺进体制内。
据某人力资源机构统计，2024年证券行业主动离职率同比上升18%，其中转向体制内（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的从业者占比达35%，这一比率较2020年涨了一倍。这场悄然兴起的“上岸潮”，不仅是个体职业选择的转向，更折射出券商行业在监管趋严、竞争加剧下的深层变革。
注册制全面实施后，投行项目审核周期拉长、通过率波动，中小券商投行业务收缩明显；财富管理转型中，头部券商依托渠道和资源优势抢占市场，中小型券商经纪人收入承压；叠加2024年证券行业净利润同比下滑12%，降本增效成为全行业关键词，部分分支机构裁员、应届生招聘规模缩水。
“过去三年，部门离职率超过40%，留下的人几乎全年‘996’，项目承做压力大，职业天花板清晰。”某中型券商前债券承销项目经理王哲（化名）坦言，他于2024年考取某省发改委公务员，“身边不少同事选择考公，一是寻求稳定性，二是看重体制内资源对未来职业的加持。”
行业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末证券从业人员数量较2023年减少1.8万人，其中30-40岁中层从业者流失率最高。证券经纪业务基层员工是离职主力军，91%离职人员来自该岗位。
而同期公务员考试中，“金融监管”“经济管理”等岗位报录比屡创新高，某东部省份“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岗位报录比达200:1，不少岗位备注明确优先考虑“具有资本市场从业经验者”。
“券商员工‘上岸’并非单纯的‘逃离’，而是行业周期与个人发展的双向选择。”有中型券商非银分析师分析，“过去二十年券商行业高速扩张期，高薪和市场化激励吸引大量人才，如今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性价比’下降促使从业者重新评估职业价值。”他指出，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社会保障优势，以及对家庭生活的平衡，对30+年龄段从业者尤其具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监管层对金融行业的穿透式监管趋严，合规要求提升，部分业务岗位的风险与收益不再匹配。“以前项目成功有百万级奖金，现在内核审核更严，项目延期或撤回的风险增加，激励机制却在收缩。”某头部券商人保代李伟（化名）表示，公司近年主动优化了约15%的“高压力、低性价比”岗位，客观上加速了人员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岸”路径呈现多元化：除公务员考试外，国企金融板块（如地方金控集团、央企财务公司）、事业单位（金融类科研机构）及交易所、证监会系统下属单位，成为券商员工的热门选择。某猎头机构数据显示，2024年上述机构中，具备券商从业经验的中层管理者招聘需求同比增长60%。
“上岸潮”中，中小券商成为人才流失的“重灾区”。以某中型券商为例，其2024年离职的200余名员工中，62%选择体制内岗位，而头部券商离职者更多流向私募、上市公司或继续深造。
“头部券商的平台资源、薪酬竞争力仍具优势，但中小券商在业务收缩下，员工看不到上升空间，只能另谋出路。”金融猎头王爽指出，这一现象加剧了行业马太效应，头部券商凭借更强的抗周期能力留住人才，中小券商则面临“失血”压力。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上岸潮”是行业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金融评论员张奥平表示：“当市场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博弈，行业不需要那么多‘冲锋型’人才，反而需要懂监管、懂合规、懂风险控制的‘稳健型’人才，部分从业者转向体制内，本质上是人力资源在行业周期中的再配置。”
上岸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职业价值的开始。在税务局工作的前券商分析师林悦（化名），每天的工作从研究宏观经济数据转向地方税源分析：“收入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不用频繁出差，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她坦言，选择考公并非放弃专业，而是希望“用金融视角为政府决策服务”。
另一位成功“上岸”至某央企资本运营部的前投行经理陈宇（化名）则表示，体制内平台提供了更广阔的资源网络：“现在参与国企混改项目，既能发挥投行经验，又能深度理解政策导向，这种‘政企衔接’的职业路径，反而让我对资本市场有了更立体的认知。”
证券从业人员离职后转型方向多元，以投行为例，除考取公务员外“上岸”外，多数从业者倾向于进入上市公司或拟上市企业，担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要职，或在战略发展部、投资部等部门任职。
“职业选择没有优劣，关键是个人能力与时代需求的匹配。”上述中型券商分析师告诉界面新闻，当“上岸”从个别现象演变为行业性趋势，券商机构需反思如何构建更具吸引力的职业生态，而从业者也在通过选择，重新定义金融人才的价值坐标——无论是在市场中搏击，还是在体制内深耕，本质上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责任编辑：韦子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