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违背了经济学基本常识，其存在的三大悖论将使美国经济竞争力、国民福利和市场预期遭到破坏，在损害世界各方的情况下，最终将反噬美国自身
来源：财经杂志 文|袁云峰 贾康
近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对等关税”为武器重启贸易战，致使全球资本市场在三天内蒸发了2.8万亿美元市值。这一做法被美联储前主席耶伦称为“美国经济史上最蠢的自残式爆头”，其不仅撕裂了全球产业链，更引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等重量级学者的联合声讨。
为什么这一以“美国优先”为噱头的经济新政，引起了美国政界和学界大咖们的公开批评？从目前来看，特朗普上台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本质上严重违背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在理论上存在着三大悖论：逆全球化摧毁美国竞争力的底层逻辑、高关税陷阱损坏国民福利的分配机制，以及政策模糊性对市场信心的系统性破坏。在矛盾交织之下，美国正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沦为规则的破坏者，而其代价最终将由全体国民以及世界各方承担。
悖论一：逆全球化导致美国“经济自残”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战略试图通过关税壁垒和制造业回流重塑美国经济霸权，却忽视了现代产业分工的深层规律。正如耶伦所指出的：“切断全球供应链就像给自家工厂断电，最终受损的只有自己。”
贸易伙伴反制与全球秩序的瓦解。历史经验表明，单边主义必然引发连锁反应，最终的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曾经发生在2018年-2019年的钢铝关税导致全球贸易量减少1.4%，相当于抹去荷兰全年出口额。此番“对等关税”触发多国抵制后，高盛预计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将损失280亿至830亿美元。
制造业回流的幻象与劳动力危机。特朗普宣称的“制造业复兴”在实操层面遭遇多重困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明确警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导致美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同时移民限制引发农业、建筑业劳动力短缺。此外，技术工人供给不足导致制造业岗位空缺率达4.9%，而美国仅12%劳动力具备先进制造业所需技能，远低于德国的35%。
国际经济学原理指出，全球化可以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社会分工，最终提升全球专业水平和经济效率，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逆全球化政策无视“比较优势”理论，试图通过行政命令逆转产业分工，其结果必然是效率损失与竞争力衰退的双重打击，这是典型的政策近视与迷乱。
悖论二：高关税反噬美国国民福利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名，却陷入福利经济学指出的经典困境：通过提高进口壁垒维护特定产业，特别是低效产业，却以损害整体社会福利为代价。萨默斯测算，现行关税体系可能导致200万美国人失业，平均家庭收入损失超5000美元。
物价螺旋与消费塌缩。特朗普的高关税使进口锐减，社会总供给减少，物价必然上涨。耶伦指出，关税政策已推升美国平均关税水平至1934年以来最高值，普通家庭年均支出增加近4000美元，服装、食品等消费品价格涨幅超10%。
特朗普对进口药品加征25%关税，迫使礼来公司投资270亿美元在美新建四座药物生产设施。辉瑞表示，可能将海外产能转移回美国以规避成本上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指出，这导致每年约50万患者推迟必要检查，间接推高公共医疗支出。
企业成本转嫁与就业恶性循环。关税不仅推高消费价格，还挤压企业利润。比如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芯片制造设备部件加征25%关税，美国半导体协会（SIA）警告说，此举可能导致设备成本上升50%以上，威胁关键技术研发投入。与此同时，零售、旅游等行业因外国抵制遭受重创。高盛数据显示，外国游客减少和消费品进口下滑可能导致美国GDP增长率跌破2%。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逻辑，表现了特朗普政策的内在荒谬性。
桥水基金达利欧警告：“当企业利润与就业岗位同步流失时，衰退将不可避免。”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FIB）调查显示，83%的小企业主表示，关税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其中21%被迫裁员。美国家居家具联盟警告，高关税已迫使企业转嫁成本，加剧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并可能引发更多行业倒闭。
分配失衡与社会撕裂。关税红利集中于少数受保护行业，而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主要成本。瑞银测算显示，为应对关税冲击，零售商需提价10%-12%，这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特朗普在实施关税的同时，将企业税从21%降至15%，但83%的减税红利流向年收入超100万美元的群体，收入最低的20%家庭实际税负反而增加2.3%。萨默斯认为，这不是经济政策，而是财富转移工程。耶伦也指出，削减医疗补助和食品券，却推行惠及富人的减税政策，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打击，与特朗普宣称的“保护蓝领工人”完全背道而驰。
福利经济学原理早就揭示，高额关税的本质是“向消费者征税补贴低效产业”，最终影响产品市场竞争，保护落后低效产业。这种通过扭曲市场机制制造虚假获益之举，受伤最多的还是普通底层消费者。
悖论三：政策迷雾增加美国经济不确定性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模糊性与反复无常，制造了二战后罕见的市场不确定性。耶伦直言：“当规则变成即兴表演，资本只能选择逃离。”
战略模糊与市场动荡。特朗普政策信号的自相矛盾达到荒诞程度：一方面宣称推动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削减需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边打压移民以“保护就业”，一边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这种混乱使标普500指数在2025年4月4日下跌4.8%，创2020年6月以来最大跌幅。
达利欧观察到，投资者开始用“创伤、震惊、恐惧”描述市场情绪，美元指数跌破100关口，美债收益率飙升揭示信任危机。特朗普在页岩油补贴与环保管制间反复摇摆，导致得克萨斯州能源投资下降25%。埃克森美孚推迟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化工项目，称“政策风险已超过市场波动”。
资本逃离与长期投资萎缩。宏观政策的不稳定性对于长期资本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华尔街72%的金融领袖认为特朗普经济计划无效，66%明确表示反对。跨国公司如苹果、耐克加速供应链多元化，美国制造业吸引外资能力持续下降。安德森预测中心警告，若政策全面实施，美国可能在未来一年至两年陷入衰退。
耶伦发出灵魂拷问：“面对政策迷雾，哪家企业敢做五年规划？”科技创新资本的寒蝉效应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硅谷风险投资在2025年一季度骤降40%，创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人工智能初创公司NeuroTech将研发中心迁至多伦多，其CEO（首席执行官）坦言：“我们无法承受政策突变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
制度透支与美元霸权危机。特朗普利用政策模糊性实施“极限施压”，短期虽可转移矛盾，却透支了美国经济制度的信用。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强调“可预测性是货币政策的核心”，而特朗普试图干预美联储人事，威胁任命非主流人士接替鲍威尔，这动摇了市场对货币政策连贯性的信任。
近期美债市场出现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现象：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10年期收益率突破4.5%，全球投资者开始质疑原本属于“避险资产”的美元的安全性。与此相反，在美元信用受损背景下，2025年一季度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同比激增300%，欧盟加速推进数字欧元立法。摩根大通报告指出：“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可能在未来十年跌破50%。”
制度经济学原理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的伤害超过税率波动。特朗普自吹自擂的“交易艺术”正在验证这一理论——当规则让位于权谋，市场将用脚投票。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政策选择暴露了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既想享受全球化红利，又不愿承担《48kuk资料凤凰n网站》国际责任；既要维持产业竞争力，又拒绝运用比较优势；既要美元霸权，又肆意破坏金融信用。这种矛盾在耶伦看来，已使美国陷入“战略自闭症”：“我们正在用19世纪的工具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押着相似的韵脚。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使已经发生的大萧条雪上加霜，令全球贸易跌入萎缩66%的深渊。近百年后，特朗普的“关税实验”可能再度验证保护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萨默斯警告：“当美国放弃规则制定者角色，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快于所有人预期。”
在历史的关键路口，特朗普经济新政公然违背人类几百年来构建的经济学常识，又一次考验着全人类的智慧。这给予我们的启示也许在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超越霸权逻辑，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以更广泛的交流凝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构建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村”新范式。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全人类坠入“特朗普陷阱”。
（作者袁云峰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财政部博士后，贾康为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编辑：李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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