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表示，中国式社保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德国建立第一个强制性社保制度到现在130多年了，中国的社保制度如果从1986年进行试点开始算起，到现在才三十六七年的时间，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三十多年的社保制度的道路，并且在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全世界覆盖面最广，支出范围最宽泛的社保制度，由此中国政府在2016年还获得了国际社会保障学会授予的中国政府杰出成就奖，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保制度的建设的道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其中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十分受益，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中国的社保制度、基本保险养老制度是一个基础性、兜底性、普惠性的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郑秉文强调。
同时，郑秉文也谈到了中国式社保制度改革也有中国式的一些困难。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用了21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半个多世纪的老龄化过程，这是中国特殊的困难，人口巨大，再加上人口的老龄化快速来临，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
郑秉文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趋势，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还可以反说，凡是不太发达的国家人口基本上都不太老龄化，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的社保制度要面临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但解决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郑秉文还指出，中国的社保制度改革有中国的特色，它的进程和先后次序跟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先有的第二支柱，第二支柱非常发达，比如说美国，先有了加州教师基金，一九二几年。然后美国1935年才建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但是中国不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到要使劳动成为要素，于是刚刚改革开放就建立了社保制度，先建立的第一支柱，这一点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第一支柱是中国社保制度的基石，所有的工人、农民工、农民享受的红利都是来自于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基本社保制度，没有这个基本制度就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劳动要素，没有满街的高楼大厦。
他接着称，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秩序，中国加快了脚步。在2004年建立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这是一个开端，是一个社保制度向市场化、金融化、投资化前进的开端。然后在去年又建立了第三支柱，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依次从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这个架构搭建起来，这是一个特殊的路径。
对此，郑秉文指出，中国的社保制度从第一支柱逐渐迈向第二支柱，到建立第三支柱，面对的困难是不一样的，面对困难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建立第三支柱面临着什么困难呢？毫无疑问，面临着金融方面的困难。去年11月份建立了第三支柱，开立个人账户的人数还是不少的，四千多万人，但是缴费的人数不是很多，缴费的人数里面投资的人数更是不多，在投资的人数里面他们的收益率大家也都知道，因为近年来资本市场不太给力，这就形成了一些问题，对第三支柱提出了一些挑战。
于是，国家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扩大中长期资金源头活水，加快中长期资金入市步伐等等一揽子计划，包括印花税减半等，社保制度逐渐从财政性制度走向了金融化改革的前沿。
“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的一些认知，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过多的关注这个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能够有弹性，可以很快的覆盖到应该覆盖的法定人口，现在看来第三支柱用一年的时间在36个城市里覆盖了四千多万人，而企业年金在19年的时间里才覆盖了三千多万人，也就是说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还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市场不给力，最终恐怕也会不尽人意。”他说。
这就给提出一个问题，要实现两个制度的完善，一个是社保制度本身要完善，还有资本市场也要完善，于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五篇金融大文章，五篇金融大文章当中几乎篇篇都跟社保有关系，其中关系比较大的是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拿大2.0》于是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应该有一个新的姿态，让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完成中国式社保制度改革的进程当中能够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社保的独有的贡献。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邓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