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鹏
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甫一上任，他便将矛头指向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近日，以“反犹主义”和“国家安全”为名，国土安全部突然剥夺了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超过六千名留学生面临被驱逐的威胁，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拨款被冻结。政府甚至施压高校提交学生政治活动的敏感记录。
哈佛大学迅速诉诸联邦法院，指控此举是违宪的政治报复，一场围绕学术自由与国家权力的激烈冲突骤然爆发。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其系统性的“逆政”核心体现——通过切断学术自由、排斥国际人才、压缩科研经费，重塑一个符合“美国优先”理念、服从政治权威的精英教育体系。这种公然违背开放包容这一历史潮流的“逆政”，其危险性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形成刺耳的共振，历史经验警示我们，这极可能重演“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的剧本。
现实：特朗普“逆政”的目的和手段
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其“逆政”目标清晰且手段多样，本质是一场服务其政治议程的文化战争。首要目的在于政治清洗与文化站队。
哈佛、哥伦比亚等常春藤名校，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堡垒，其推行的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政策（DEI）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理念尖锐对立。特朗普政府巧妙地以“反犹”为切入点，实则要求高校废除对少数族裔的招生倾斜政策，并强制其配合政府审查学生政治活动，其根本意图在于瓦解意识形态对手的阵地，迫使学术机构向政治权力低头。
为实现此目标，财政绞杀成为直接手段。冻结哈佛高达22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威胁对其庞大的530亿美元捐赠基金征收高达21%的“投资利益税”，迫使哥伦比亚大学裁员180人，这些行动都是利用经济杠杆逼高校就范的明证。
其次，在于人才筛选与移民管控的双轨制重构。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营造排外氛围；另一方面，却为EB-1A杰出人才、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技能移民类别开绿灯，试图将宝贵的移民配额集中于“有财有才”的精英群体。这种筛选在签证政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工智能、芯片等14个关键科技领域的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已从12%飙升至43%，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华裔学者更成为类似“中国行动计划”所制造的寒蝉效应的主要受害者。
最后，在于社会动员与选民巩固。特朗普及其盟友成功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塑造为所谓“觉醒文化”的象征，以此迎合其核心支持者中普遍存在的反精英、反建制情绪。当共和党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等人公开抨击哈佛教授“与美国价值观脱节”时，学术机构已被彻底卷入并成为政治极化的牺牲品。
历史：纳粹德国推动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
历史的镜鉴总是发人深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为例，雄辩地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知识难民潮，而人才的被迫迁徙将彻底颠覆全球的科学文化格局。
纳粹的“逆政”逻辑清晰而残酷。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便以“种族纯洁”和意识形态纯净为名，对德国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性清洗。其核心武器是法律暴力，例如臭名昭著的《重设公职人员法》，成为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威廉皇帝研究院（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前身）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彼得·德拜，仅仅因为拒绝宣誓效忠纳粹政权，便被迫流亡美国。
与此同时，科学也被强行套上政治枷锁，沦为政权的附庸。物理学家弗里茨·豪特曼斯因拒绝参与铀弹研发而遭受迫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斯·冯·劳埃的悲愤之言——“科学家不会发明他根本不愿发明的东西”——道尽了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哀。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1933年至1945年间，约有两千名讲德语的杰出学者被迫流亡美国，其中238人后来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奠基性人物，占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惊人比例——79%。
这些知识难民的到来，对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科学革命。爱因斯坦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为理论物理的全球圣地；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等人的关键贡献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则深刻地重塑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版图。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制度创新，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模式，使美国在短短十数年间，从科学领域的追随者跃升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这段对德国而言无不惨痛、对美国而言却无比“幸运”的历史给予人类最深刻的启示是：纳粹的“逆政”本质是将文化与知识工具化、将顶尖人才敌对化，其最终恶果是德国亲手葬送了自身百年积累的科学优势，而当时奉行开放政策的美国，则成为这场人类悲剧中意想不到的最大受益者，完成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
特朗普“逆政”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
审视当下特朗普政府的“逆政”，其正在对美国自身的国家创新能力造成深远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其模式与后果，与纳粹德国时期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首当其冲的是人才流失的加速。哈佛被禁招国际学生的示范效应是连锁性的。调查显示，高达75%的在美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而考虑离境，欧洲学生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骤降50%。华裔学者群体更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约90%的所谓学术不端调查针对华裔，迫使许多顶尖人才选择提前退休或流向欧洲、亚洲等地寻求更稳定的环境。
其次，美国赖以领先世界的科研生态正面临系统性崩坏的风险。科研经费面临断崖式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预算可能被砍掉75%，这将使无数基础研究项目陷入停摆。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的粗暴干预，联邦资助项目被要求其成果必须“符合政治正确”标准，否则将面临取消资助的威胁，迫使科学家们进行自我审查，严重窒息了自由探索的精神。
最后，这将导致经济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的双重损失。国际留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430亿美元，签证政策的持续收紧已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其全球软实力核心支柱的声誉正在迅速贬值。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所警告的：“哈佛声誉的削弱，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削弱。”
将历史与当下对比，其警示意义更加凸显：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直接导致德国丧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最终在核武器竞赛中彻底落后；如今特朗普政府打压哈佛、排斥国际顶尖人才，无异于在美国最需要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断经脉，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战略机遇。
对中国的启示
特朗普的“逆政”在重创美国自身的同时，客观上为中国以及其他有志于提升科技实力的国家创造了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历史性窗口期。据央视报道，德国、新加坡、日本、法国等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接收那些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国际学生。
然而，机遇是否能转化为持久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进行深刻的制度创新，构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中国需要采取政策与产业双轮驱动的策略。
在政策层面，实施精准的靶向引才计划至关重要。重点吸纳当前在美国遭受系统性排挤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以及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关键“卡脖子”领域拥有深厚造诣的国际人才。可借鉴深圳“孔雀计划”的成功经验，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研发补贴（甚至达到亿元级别）和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支持，解决其后顾之忧。
在产业层面，必须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突破能力的科技企业。需要更多类似“深度探索”（DeepSeek）这样的企业，凭借如自研大模型DeepSeek-V2这样的硬核技术成果，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为顶尖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顶级平台。
高校改革是中国能否抓住机遇的核心环节，其方向应聚焦三点。首要任务是切实推动去行政化，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避免重蹈美国“政治过度干预科研”的覆辙，营造让思想自由飞翔的学术氛围。其次，大力提升国际化水平，开设高质量的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和研究项目，积极接轨欧洲博洛尼亚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标准，为那些因美国政策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学府（如哈佛）的优秀学子提供无缝衔接的替代选择。第三，深化产学研融合，可借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模式，大力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大幅缩短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周期。
对于广大的中国青年学子而言，这同样是调整个人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在留学选择上需更加理性，暂时规避美国日益严苛且不确定的签证政策风险，转而关注欧洲、新加坡等更具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替代目的地；同时，应密切关注中国本土蓬勃兴起的新兴科技巨头（如杭州的“AI六小龙”）所提供的高水平深造与就业通道，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崛起的大潮。在专业选择和研究方向上，应更有意识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频共振，投身于量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关键“卡脖子”领域，将个人的才智与奋斗，有机地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征程之中。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早已发出警示：“奉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必遭反噬，而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的国家将收获超额收益。”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不在于简单地争夺成为“下一个哈佛”，而在于锐意创新，打造一种“新形态的科学自由港湾”，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知识、人才的真正尊重，成为全球科学精英新的向往之地。
当美国在“安全至上”的偏执中不断筑高围墙、自我禁锢之际，中国能否深刻汲取“文化开放红利”的历史教训，以更大的智慧、更强的决心和更开放的胸襟，构建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百年全球科学王冠最终花落谁家。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告诉我们：科学探索本无国界藩篱，但科学家终需一片可以安放书桌、自由追梦的沃土；真正的世界强国，从不依赖铁幕禁锢思想的光芒，而是以浩瀚璀璨的星空，吸引并激励着全世界的追光者。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期资深编辑 周玉华
推荐阅读
责任编辑：吴思楠
